莫言的获奖感言（精选13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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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爱的xxx：

这是我的创作《蛙》出版近两年，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，许多人也问我这部小说到底写什么的，我说写人，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，她的悲欢离合，她内心深处的矛盾，她的反思与忏悔，她的伟大与宽厚，她的卑微与狭隘，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的对抗与统一，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。《蛙》其实也是写我的，学习鲁迅，写那个躲在旗袍里的小我，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们、写外部事件，这次写自己、写内心，是吸纳心情、排除毒素，揭露社会阴暗面容易，揭露自己内心阴暗困难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，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，因为人之常情经常制造罪恶。在《蛙》中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？不彻底，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敢对自己下狠手，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，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，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步骤。得了茅盾奖当然是好事，但得了奖则忘乎所以是可耻的行为，必须清楚的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，要把目光往那个方向看，盯着那个在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，那里有绝佳的风景，那里有伟大的小说在向我们招手。

最后感谢中国，感谢读者、感谢评委，感谢那些批评过我、表扬过我的朋友们。感谢那些用他们的真诚情感不断激励我写作的朋友们！

北京时间十二月八日，莫言在斯德哥摩瑞典学院发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，在短短的四十分钟，讲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。成为有史以来“首位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读读他的感言，感触挺多，再此分享。

从他讲述的成长故事中阐明了不同的人生哲理，从中我学会了善良，宽容和如何写作。

在莫言很小的时候因为长得丑而被人挨打，但他的母亲却说道：“四肢健全变不丑，即使丑，多做善事也能变美。”他母亲的一席话使我认识到什么是宽容，宽容是一种胸怀,一种睿智,一种乐观的面对人生的勇气，面对别人的闲言碎语，你不去斤斤计较，要有“宰相肚里能撑船。”的胸怀。因为你的宽容，会多个朋友，不是有人说过“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敌人多堵墙”吗，怎么化敌为友与你有没有宽容的胸怀直接关系，毕竟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！

在莫言讲述中还有一个让我感受颇深的故事，莫言一家在过年时才吃一顿饺子，当有一个行乞的老人到莫言家时，莫言拿出红薯干打发老人，立马遭到母亲的训斥，端出自己的半碗饺子给老人。一年一次，在那个饥荒的年代，吃顿饺子异常奢侈，但莫言的母亲毅然不顾自己的温饱将弥足珍贵的饺子送与老人，这就是善良，也让我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给予。莫言虽然也给了老人东西，但那仅仅叫施舍，而莫言妈妈的叫馈赠，反观后者远远比前者高尚。莫言把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送给别人，这是对老人的不尊重；而莫言妈妈把自己最喜欢的饺子送老人，这是高尚的品德更值得很多人去学习。

虽然没看过的莫言的作品，但他用讲故事的方法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，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其实与他在务农时大量的阅读是分不开的，连躲雨的时间都要看书，没有如痴如醉的看书，没有一定的阅读量的人很难写出文章，特别是好的文章。，他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还与他丰富的阅历关系密切，生活是写作的源泉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多观察，多积累，多练笔，写作文也轻易而举，信手掂来。正应了小城老师所说“以我手写我心”，真实，才是文章的灵魂。

莫言不愧是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，读一读他的感言，看一看他的作品，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。

我荣幸地获得了第二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年度杰出成就奖”。与首届获此奖项的史铁生先生相比，我感到十分惭愧。与诸多同行相比，我也深感惭愧。尽管我表达了这么多的惭愧，尽管我知道伴随着这个荣誉而来的更多的会是冷嘲和热讽，但这毕竟是一件光荣

的事情，因此我要感谢把我推举到领奖台上的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，并感谢设立这个奖项的媒体和设立这个奖项的决策人。我还要特别地感谢为我颁奖的史铁生先生，在新时期文学的道路上，他留下的痕迹，比我们所有人的足迹都要深刻。

据说这个奖有一点“终身成就奖”的意思，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得一次，这就使我不由自主地回顾了一下自己二十余年的写作历程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新时期文学勃发之时，我是凭借着一股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的勇气，凭借着一股急于发出不与他人雷同的声音的热望，几乎是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，冲上了文坛，并浪得了虚名。这个过程中，当然离不开师长们的教诲、栽培和同行们的帮助与激励。现在，这头当初就很不可爱的牛犊，即将成为一头令人厌烦的老牛，却突然被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的光芒照耀了一下，这可以看作是对我多年耕耘的奖赏，也可以看做是对我的鞭策。

二十多年来，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，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。我认为一个写作者，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，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；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，应该是那种与众不同的、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。一个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，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、能够使他和别人区别开来的语言。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，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牛的视角，也许比人的视角更加逼近文学。我不认为一个写作者可以随便对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做出评判，但假如要评判，那也应该使用一种不同流俗的评判标准。这样强调写作的个性化，似乎失之偏颇。但没有偏颇就没有文学，中庸和公允，不是我心目中的好的写作者所应该保持的写作姿态。即便在社会生活中，中庸和公允，多数情况下也是骗人的招牌。趋同和从众，是人类的弱点，尤其是我们这些经过强制性集体训练的写作者，即便是念念不忘个性，但巨大的惯性还是会把我们推到集体洪流的边缘，使我们变成大合唱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声音。合唱虽然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，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歌唱者，总是希望自己的声音不被众声淹没。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，也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，能跟他人的作品区别开来。我知道有些批评家已经对这种强调个性的'写作提出了批评，但他们这种批评，其实也正是一种试图发出别样声音的努力。时至今日，我认为已经不存在那种会被万众一词交相称颂的文学作品，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个能够满足各个阶层需要的作家，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努力，都是“嘤其鸣兮，求其友声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写作的个性化，恰是通向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的桥梁。

尽管这个奖有那么点“终身成就奖”的意味，但我当然不愿意让这次得奖成为创作的终结。对一头耕耘多年、尚有劳动能力的准老牛来说，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讲述耕耘的重要意义，默默地埋头拉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“老牛已知光阴迫，不须扬鞭自奋蹄”，何况这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的鞭子还高高地悬在头上呢。当然，这样的比喻马上会让人联想到站在后边扶犁扬鞭 ……此处隐藏25685个字……>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，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，每人只有一碗。正当我们吃饺子时，一个乞讨的老人，来到了我们家门口，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，他却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我是一个老人，你们吃饺子，却让我吃红薯干，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?”我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，一人一小碗，连半饱都吃不了!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滚!”母亲训斥了我，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，倒进老人碗里。

我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，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。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。当我放学回家时，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。母亲并没有骂我，只是轻轻地说：“儿子，你让娘丢了脸。”

我十几岁时，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，饥饿，病痛，劳累，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，看不到光明和希望。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，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。每当我劳动归来，一进大门，就高喊母亲，听到她的回应，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，我就心惊胆战，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。有一次，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，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，这时，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。她对我的哭很不满，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。母亲看透我的心思，她说：“孩子，你放心，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，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，我是不会去的。”

我生来相貌丑陋，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，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。我回家痛哭，母亲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不丑。你不缺鼻子缺眼，四肢健全，丑在哪里?而且，只要你心存善良，多做好事，即便是丑，也能变美。”后来我进入城市，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，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。

我母亲不识字，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。我们家生活困难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，她总是会满足我。她是个勤劳的人，讨厌懒惰的孩子，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，她从来没批评过我。

有一段时间，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。我偷偷地跑去听书，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。为此，母亲批评了我。晚上，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，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，起初她有些不耐烦，因为在她心目中，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、不务正业的人，从他们嘴里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。但我复述的故事，渐渐地吸引了她。以后每逢集日，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，默许我去集上听书。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，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，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，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。

很快的，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，我在复述的过程中，不断地添油加醋。我会投我母亲所好，编造一些情节，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。我的听众，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，连我的姐姐，我的'婶婶，我的奶奶，都成为我的听众。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，有时会忧心忡忡地，像是对我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儿啊，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?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?”

我理解母亲的担忧，因为在村子里，一个贫嘴的孩子，是招人厌烦的，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，我在小说《牛》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，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。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，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、安稳大方的孩子。但在我身上，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，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，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，又带给了她愉悦，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。

俗话说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，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，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，这使得我的名字“莫言”，很像对自己的讽刺。

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，因为年幼体弱，干不了重活，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。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，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，我心中充满悲凉，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。

到了荒滩上，我把牛羊放开，让它们自己吃草。蓝天如海，草地一望无际，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，没有人的声音，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。

我感到很孤独，很寂寞，心里空空荡荡。有时候，我躺在草地上，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，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。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。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，但她始终没有出现。但有一次，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，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。狐狸跑没了踪影，我还在那里颤抖。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，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。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，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。但鸟儿不理我，树也不理我。许多年后，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，当年的许多幻想，都被我写进了小说。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，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，对此，我只能报以苦笑。

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”，我童年辍学，饱受饥饿、孤独、无书可读之苦，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，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。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，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。

辍学之后，我混迹于成人之中，开始了“用耳朵阅读”的漫长生涯。二百多年前，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，我们村里的许多人，包括我，都是他的传人。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，在生产队牛棚马厩，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，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，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，历史传奇，逸闻趣事，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、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。

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，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，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。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，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，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。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，我遇到一个陌生人，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。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，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，为了壮胆，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。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，嗓音嘶哑，声调难听，我的歌唱，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。

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，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，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，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，我沮丧地告诉她：什么都没看到，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。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。

1976年2月，我应征入伍，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，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。我必须承认，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。

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，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，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，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，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。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，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。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，就是写英雄模范，所以，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，但文学价值很低。